臨渭區官底鎮有個孫家村,村里居住著孫、陳、焦、王四大姓人。這里的孫姓居民大都是明代大名鼎鼎一身掛三印的孫瑋的后人,當地人稱“孫尚書”。孫瑋的墳塋在村子的西北部,小孩子們常常在那里挑草玩耍。墓前左右各有兩通古碑,向南是肅穆的神道。石人、石馬、石羊站立兩排,相向而立,盡顯主人當年的威風。

文革中那些珍貴石雕悉數被當做四舊打碎,墳墓也被挖開,現在保存下來的只有一通古碑。想起來可真謂“滾滾長江東逝水,浪花淘盡英雄。”當地人說的“孫尚書”孫瑋是1552年生的,1624年去世,字純玉,號藍石,萬歷五年也就是1577年進士。其父孫一誠,字明卿,早年棄學從軍,任潼關衛署指揮僉事。管理軍政出色,聲望頗高。但是只因為他為人剛直不阿,不奉承上司,與官場習俗格格不入,雖受嘉獎,但一直不被提拔重用。后辭職回歸鄉里。在家鄉他以禮讓為先,愛護弱者,救助窮人,被村民尊敬地稱他為“佛爺”。

孫瑋的伯父孫一正,字格卿,嘉靖二十二年進士,授戶部主事,后升任山西副使。嘉靖四十四年因立功再升順天府尹。和其胞弟一樣為人正直,不媚上司。受孫一誠、孫一正耳提面命,孫瑋學業有成,二十五歲即中進士,后授行人,歷兵部給事中。時明萬歷年間,廠衛恃太監馮寶,胡作非為,常累及無辜。萬歷皇帝喜好動用重三百多斤的立枷刑具,一旦受刑,罪犯當即便被處死。官員孫瑋力陳其害,在他不懈努力下,萬歷終將這些弊政一一廢除。

萬歷三十年,孫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。這期間,日本侵略朝鮮,明廷準備出兵,每月攤到民間的軍餉高達六萬。為減輕百姓負擔,孫瑋督軍治理水田,開墾土地,以抵充糧餉,免去了百姓許多征課。時年遭旱災、蝗災、水災相繼發生,連年歉收,百姓困苦不堪。危急時,孫瑋不聽下屬乘船躲避的規勸,堅持親臨一線指揮軍士抗洪救災,甚至洪水到了他床前也毫不動搖。后來孫瑋晉升兵部侍郎,召為右都御史,負責督管倉場。后又晉為戶部尚書,同時兼管倉場,不久又兼署兵部,可見皇帝對他的信任程度。他為此上書:“陛下累累以三印全部委之于臣,難道國家真的無人了嗎?”然后列舉了許多堪當大任的臣子名單,懇請皇帝重用。當時內憂外患,朝令不行,常常出現國家財政收入被地方挪用的現象。

萬歷三十九年正月初五,孫瑋以國家為重,不懼得罪眾多地方官員,再次奏請杜絕截留錢糧,請皇帝下令“一切京邊錢糧隨征隨解,分文不停,撫按不得停留借用,有司不得挪借,則國計甚幸。”萬歷四十年十二月。應天府巡按御史荊養喬與提學御史熊廷弼不識大體,互相攻擊,影響極壞。朝廷打算罷免熊廷弼了事。孫瑋為振風紀,堅持按照法律,把兩人一并彈劾,因之受到其同黨連章攻擊。心灰意冷的孫瑋上書要求辭職回鄉,神宗不許,一面挽留他,一面將兩御史從督察院清除出去。怎奈孫瑋歸意已決,上疏不止,累計多達十余次,終于在萬歷四十一年八月告老還鄉。

天啟元年(1621年),孫瑋以七十歲的高齡,又奉詔擔任南京吏部尚書,第二年又任北京刑部尚書,參贊機務。天啟三年又任北京吏部尚書,仍掌左都御史。內使王文進犯殺人罪。孫瑋認為,一件案子不可分兩地審判,堅持將王文進交付法司,熹宗不聽。當時宦官魏忠賢專權亂政,孫瑋以老乞歸不許,于是憂憤成疾。天啟四年秋八月,孫瑋病危,臨終前一日,仍念念不忘朝廷大事。上疏熹宗:欲圖治平,必須團結人心,勤學進德,任用賢輔,尤其要廣開言路,明斷是非,統攬大權。并極力推薦劉一燝、鄒元標等一批賢能大臣。最后懇切奏道:“臣遘疾危篤,報主無期,敢竭微忱,用當尸諫。”其忠貞之心日月可鑒。次日,孫瑋病逝。

孫瑋死后,熹宗派大臣代表自己前去祭奠,指使官員為他監造墳塋,護送靈柩,追贈太子太保。“峣峣者易折,皎皎者易污”,孫瑋為他的正直付出了代價。孫偉死后,他的政敵仍不放過。陜西巡撫喬應甲在魏忠賢支持下,彈劾孫瑋屬東林黨人。昏庸的朱由校于是收回成命,將孫瑋削奪為民。直到新帝崇禎登基后,才又追復原職。

生在明朝后期的孫瑋,身在封建社會官場高層近五十年,后來又逢木匠皇帝朱由校當政。在那樣的環境下,能夠堅持幾十年如一日堅持原則,批評朝政,和壞人壞事作斗爭,那該是多么難能可貴。歲月匆匆流過了近四百年,但孫瑋的為官之道,似乎對當今官場仍不無借鑒意義。

來源:渭南廣播電視臺臨渭頻道

編輯:于小歡

審核:陳偉